八月，盛夏的暑气尚未完全褪去，紫禁城里的蝉鸣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天。乾清宫暖阁的门窗紧闭，为的是把那种聒噪的声音隔绝在外面。但这天下午，洪天贵福坐在御案后，面前摊着一份已经批好的命令，朱笔的墨迹刚干不久。

“发出去吧。”他对曾纪泽说。

当天傍晚，几封密电从北京发往全国各地。一封发往兰芳省的港口调度中心，一封发往南部战区司令部，一封发往联合舰队总部，还有一封最长的，发往蓬莱东阳城的。

命令很简单：第一阶段计划正式启动。

八月中旬，蓬莱。

八月的蓬莱，湿热难耐。太平洋的季风从东南方向吹来，带来充沛的雨水和令人窒息的潮气。这片曾经叫日本的土地，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劳工集散地，每一个被划定的“管控区”都在做着同一件事——调配人力。

青悔罪站在东阳城首府大楼的顶层办公室，俯瞰着这座曾经叫东京的城市。

他在蓬莱待了这么多年。从最初的混乱镇压，到后来的秩序重建，再到如今的精密管理，他把这片土地上五百万人的命运牢牢地攥在了手里。

他制定的规则无人还僭越。不准组建村落，不准单独出行，不准在外滞留，不准相互沟通说话，不准私藏铁器，不准上学识字，不准抬头走路，不准走出管控区。结婚需要提前申请，必须说汉语，要不然就闭嘴当哑巴。这些规则被浓缩成一句顺口溜，在管控区里广为流传：“八不一提一说，违反一条命不活。”

他的脸上那道刀疤在阴天的光线下格外醒目，像是刻在皮肤上的某种警示。

他的桌子上，放着一份刚批完的文件。那是第一批五万劳工的调拨令。

“人齐了吗？”他问。

站在他对面的副手是个三十多岁的军官，面容冷峻，回答简洁利落：“报告，蓬莱各管控区已经按要求完成了第一批五万人的集结。分别从广岛、名古屋、仙台、大阪四个集散地出发，目前已经在港口登船完毕。”

“好。”青悔罪终于转过身来，拿起桌上的文件，“让船队出发吧。计划不能延误。”

蓬莱的劳工们，是在一个个昏暗的清晨被装上船的。

广岛港，停着三艘庞大的货轮。船舱是改建过的，原本用来装货的空间被临时加装了上下三层的铁架床铺，一层叠着一层，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密集。没有窗户，只有天花板上一盏昏暗的灯，和几个拳头大小的通风孔。

劳工们排着队，在持枪卫兵的监视下，一个一个地走进船舱。没有人敢说话。

这些劳工大多是青壮年男性，也有少量妇女和半大孩子。他们穿着统一的灰色粗布衣服，脚上是草鞋或光脚，每人背着一个薄薄的包袱，里面装着两三件换洗衣裳和一块干饼。他们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——更多的是茫然和麻木，像一群被赶进围栏的牲口。

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低着头走进船舱，在角落里蜷缩下来。他是大阪某个管控区的前小学教师，曾经教过孩子们读写日文。但现在他一个字都不能写，一个字都不能说。他学了一年汉语，勉强能听懂“站好”“排队”“走”等几个简单的词。他不是没有反抗的念头，但他亲眼见过反抗者被当众绞死，尸体挂在管控区门口示众三天。从那以后，他连抬头走路都不敢了。

“你在磨蹭什么！”一个卫兵用汉语喝斥，手里的枪托在他背上推了一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