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平十七年（1881年）

乾清宫洪天贵福靠在御座上，手里捏着一份刚从俄国发来的密报，眉头微蹙。

亚历山大二世死了。

这位俄国沙皇，于公历三月十三日——俄历三月一日——在圣彼得堡的运河堤岸上，被一枚炸弹炸断了双腿。暗杀者是革命团体“民意党”的成员，他们将炸药裹在白色的手绢里，等沙皇的马车经过时，扔到了他的脚下。一声巨响，浓烟散去，曾经威风凛凛的帝国皇帝倒在血泊中，一条腿被炸飞，另一条腿仅剩皮肉相连，被抬回冬宫后不到几个小时便咽了气。

“刺客抓到了吗？”洪天贵福问。

“抓到了。”鲍超坐在下首，刚从军机阁赶来，“一共六个人，当场抓了四个，跑了两个。跑的那两个也没跑远，第二天就被抓回来了。审问的结果——不是什么大组织，就是几个激进的大学生，搞了个地下团体，自己做炸弹，自己动手。”

“几个人就能把一国之君炸死？”洪天贵福摇了摇头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感慨，“俄国的宫廷卫队，看来也不过如此。”

多隆阿在一旁补充道：“陛下，还有消息。亚历山大二世死的当天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就在冬宫继了位。这位新沙皇，和父亲不是一路人。他父亲搞改革、废农奴、想着变法图强，他呢——听说是个顽固的保守派，认为俄国的问题就是改革改出来的，不改革就没有动荡。”

洪天贵福沉默了片刻。

改革与保守，开放与封闭——这不仅仅是俄国的问题，也是这个时代所有国家都要面对的选择。英国在改革，美国在扩张，德国在崛起，法国在徘徊，日本已经被他从地图上抹去了。每个国家都在寻找自己的路，有的找对了，有的找错了。找对了的，蒸蒸日上；找错了的，万劫不复。

“俄国那边，还有什么动静？”他问。

鲍超翻开手里的文件夹：“密报上说，新沙皇加冕典礼定在五月，已经向各国发出了邀请。另外——有一件事比较敏感。”他顿了顿，压低了些声音，“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第三天，就秘密派了一个特使，从圣彼得堡出发，日夜兼程，经西伯利亚进入天国境内。按脚程算，再有十天左右就能到北京。”

洪天贵福微微挑眉：“特使？什么级别的？”

“据说是外交部的副大臣，姓什么……密报上写的是俄文，老臣没记住。不过级别不低，带着沙皇的亲笔信。”

洪天贵福目光变得更加深沉。一个刚死了父亲的新沙皇，继位才三天就派出特使，还带着亲笔信——这封信里写的，绝不会是普通的问候。

“等他到了再说。”

洪天贵福没有等太久。

三月末，俄国特使彼得·亚历山德罗维奇·萨布罗夫抵达北京。这位四十多岁的外交官在俄国政坛以精明干练着称，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，英语也凑合，但汉语只会几句简单的问候——这是他第一次来天国，此前对天国所有的了解都来自书本和情报，但这一次，他面对的不是书本上的“天朝上国”，而是实实在在的、让整个欧洲都感到不安的东方帝国。

按照洪天贵福的指示，接待工作——按正常的外交礼节进行，不冷落，也不热络。萨布罗夫被安排在京城接待宾馆下榻，第二天和李鸿章举行了第一次会谈。